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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到法治：中国突发事件报道的规制演进——基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设立“新闻采访制度”条款的分析
具身实践、认同循环与依“媒”相聚：作为再造青年地方感实践的 Citywalk
为应对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过去10年间，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指导性文件，从“推动”到“加快推进”，从“融合”到“深度融合”，驱动媒体融合之舟不断攻坚深水区、磨砺新质生产力，一大批新型主流媒体踏浪而来、踏歌而行。媒体融合，是一场包括技术变革、流程再造、机制重塑、理念创新等在内的深度变革。十年磨一剑，业界以其首创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实践，而这些经验又成为孕育新闻传播学新观念、新理论的息壤沃土。身处人工智能大爆发的前夜，可以预见，信息环境、传播结构、舆论生态将面临更多的颠覆与重构。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们要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开拓发展新格局，为推动媒体唯实惟先、社会善治善为，提供更多智慧与力量。
融媒十载，各级主流媒体积极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融合变革实现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稳步推进。当下，我国媒体融合正处于迈向变革深水区的关键节点。考虑到主流媒体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意义，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对既有媒体融合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行总结、价值意涵进行提炼，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媒体融合的实践路向，可谓恰逢其时。
智能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媒介化的生态性革命，它既为媒体深度融合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依托媒体深度融合才能走上技术向善应用的发展道路。智能传播应与媒体深度融合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推动传媒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在智能技术加持下，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落点就短期诉求而言主要是使得主流媒体重新建立与用户的紧密联系、拓展和丰富媒体的实用功能、重新回到传播的中心位置，而远期目标则是打造出自主可控的传播平台、建立优质高效的传播渠道、形成权威可信的传播品牌、构建起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
在我国传媒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集团化是我国条块管理制度下妥善解决媒体“双重属性”角色冲突的组织制度经验。随着媒体融合进程的深入，“无边界”空间取代了区域与行业的垄断空间，“全媒体”不再是媒体集团传播渠道延伸的战术，而是进行数字化系统转型的战略。在未来数字新闻业的新传播格局下，全媒体集团应以新闻行动者网络“差异化中心节点”为角色定位，针对事业和企业的双重功能实现与关系调适展开内部治理，以分类改革为愿景推动集团发展路径的创新。
如何以交往的视角理解数字永生？（1）当下的数字永生在本质上是数字托管服务。（2）象征性不朽是人对抗死亡的哲学想象，也是一种心理路径，它以延续交往的方式实现永生；象征性不朽也是数字永生效用的核心。（3）在所有的技术性永生模式中，数字永生具有最宽泛的阐释性。基于信息、数据、社会联结的永生，其直接后果是人的主体性的变异。（4）只有在AGI和意识转移均可实现的前提下，AGI永生才有望从哲学问题成为一个超人类主义工程。AGI永生的本质仍然是虚拟生存，而后者的意义在于：以交往性的生命法则，替代主体性的生命法则。
新修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设立“新闻采访制度”专门条款，授权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与舆论监督权，使得突发事件的媒体报道由单一的政策手段规制变为政策手段、法治手段并存的混合规制。以往突发事件报道的政策规制以报道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为导向，这种情境下的媒体政策性权利可救济性较弱。该法设立的突发事件媒体报道条款既凸显了新闻报道的义务本位即“及时、准确、客观”，亦授予义务本位前提下的“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权利，强调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这是媒体权益保障的一种积极探索。报道权作为法定权利的价值在于可救济性，报道权的救济存在两种途径：一是媒体机构或记者向行政提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是媒体机构或记者之外的第三方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的成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满足诉的利益，二是被告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诉因。
晚清民国时期，《春秋》是否是报纸被反复讨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新闻事业起源于周代的历史观念。在这个历史观念演化历程中，一个关键的嫁接点就是王安石关于《春秋》是“断烂朝报”的说法。从王安石的观点引申出《春秋》是报纸的说法，并非时人的历史“误置”，而是一种刻意的历史“嫁接”。这种“嫁接”的背后，蕴含了晚清民国时期国人追寻近代新闻事业合法性、现代性和神圣性的诉求。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周代起源观念是比附现代新闻事业而产生的，这种比附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背后却自有存在之物，并为以现代理论语境照射古代中国的政治传播问题打开了一扇窗口。
琴瑟文化作为独具华夏文明特色的音乐媒介，具备社会文化连续性及象征意义的重要功用。琴瑟的起源融入了神话、传说与道德观念，西周时期琴瑟等弦乐器广泛应用，人们通过音乐表达敬意和沟通神人关系，成为社会文化连续性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琴瑟成为礼乐教化的重要媒介。琴瑟产生的物质情境与社会语境决定了琴瑟的基本形制及文本肌理，使其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音乐表征。在儒家文化中，乐与德紧密相连，琴瑟成为乐的主要载体，琴瑟文化既是辅助修身养性与修炼君子之德的道德媒介，也是标志风雅和文人身份的品味媒介。琴瑟文化的流变与多元内涵6t体育，恰恰说明琴瑟在中国整体性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中介作用，是华夏文明传播中一个极具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个案。
数字时代常人/普通人所参与的新闻生产活动值得关注，这类新闻实践活动在视频社交平台上尤为活跃。本文以哔哩哔哩平台上的“讲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此分析“讲新闻”活动的界定、样态与特征，并从人际新闻交往活动史、新闻极简主义和媒介技术等角度探讨其兴起的原因。常人的新闻生产活动是作为职业新闻生产的一种补充，也可以看作是古老的人际新闻交往的一种“回归”。如果说“做新闻”代表了新闻生产的职业知识，那么“讲新闻”则是新闻生产的日常知识，两者均是数字新闻生产图景中的组成部分。
Citywalk作为在青年群体中出圈的城市实践活动，是当代青年试图转向积极“人-地”关系的探索。本文基于地方感的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维度，通过对18位青年Citywalk爱好者进行深度访谈，探究青年漫游实践与城市的动态联结关系。据此发现，地方感的形成有赖于青年在久居地不断展开具身实践、累积经验以及在社会交往中的意义共享。具体来说，Citywalk者首先能通过身体实践促进地方依赖；其次在认同地方记忆、地方性以及通过媒介呈现确认自我身份的基础上，形成“记忆认同-地方性认同-身份认同”的认同循环；最后在此研究中明确，媒介并非直接作用于地方感的消逝或重建，而是通过辅助记忆书写、明确呈现人地关系6t体育、聚合社群共享意义以促进情感依恋等方式增强地方感。
媒介塑造英雄，媒介传颂英雄，英雄事迹成为时代的坐标被人们所铭记，英雄精神被一代一代传承与弘扬。但是，当媒介所瞩目的“记忆强光”逐步走向边缘成为“记忆微光”时，那些过往的英雄记忆也在经历演变。本文以经典电影《地雷战》为研究个案6t体育，通过考察地雷战纪念馆，并深度访谈讲解员后发现，媒介记忆经过实体化的“转场”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并逐步演变为集体记忆代际传承和共享价值“转化”的中介，最终媒介的英雄记忆铸造了地缘共同体的精神气质，进而升华为有更深层次共识的精神共同体。因此，虽然媒介记忆的“强光”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成为“微光”，但仍然是英雄叙事与在地经验的连接纽带，也是每代人接续奋斗、共创美好未来的力量源泉。
在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研究中，目前主要基于改编理论、跨媒介叙事理论，围绕文本形态革新、二次创作等议题展开，总体上将受众视为一个整体，且对网络小说改编的态度与情感语焉不详。实际上不同受众之间存在话语对抗。本研究运用文本分析法、深度访谈法，发现网络文学读者通过想象和表演完成对文本的解码，并通过技术赋权的方式制造舆论、争夺文本，维护原有文本的权威，宣示自身“想象的所有权”并希望继续拥有“完整的原著”作为话语的资本。然而原著粉丝的抵抗在文化工业面前略显单薄，其身份获取仍是局限、局部且易受冲击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当代媒体融合、跨媒介叙事提供了来自受众圈层的解释。
与早期国人自办报刊旨在“开官智”“开绅智”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白话报刊、阅报社、讲报社使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进程逐步下沉到普通百姓间。平民在识字、认字和文化素质提升之际，也培养起读报、阅报的习惯，这一过程在扩大读者基础的同时为近代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充分体现出新闻业与平民启蒙间双向影响、协同发展的历史特征。
朱德群的抽象水墨画有着明显的个人特征，画面主体是大大小小的各色墨块，核心处穿插着细线，这些形体被统一的韵律感所贯穿。虽然表面上看是纯粹的西方式点、线、面构图，但却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很多内在联系，比如构图的上中下三分法，象征着传统的天、地、人三层关系；画面中的水墨元素按黑白、干湿、主宾、疏密、虚实等对立概念衍生变化，则根源于中国古典画论的二分法。
“水墨化”是朱德群整个抽象绘画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转变和分水岭。1955年赴法后他很快投身于抽象表现主义的大潮，60年代他用法国当地的包装纸代替稀缺的宣纸，开始了抽象水墨画的研习。水在中国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水带动墨在宣纸上渗透，墨借助水的晕化在纸上造“象”，瞬间的变化产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造象”效果，呈现出无限丰富的虚实形态变化。借助水墨的帮助，他从抽象平面空间的单调和呆板中走出来，进入一个充满挑战、实验性的新天地。他又从水的作用开发出油画中“油”的丰富性，早期抽象结构中的粗硬直线被散开并虚化，油画肌理效果一改粗重厚硬为轻灵湿润，厚薄之间变化丰富，中国气韵喷涌而出，终于形成了他个人独有的抽象油画形式语言。
通过水墨画，朱德群的自然观也重新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从西方的“对象”转化为东方的“心象”，“心”与“境”的合一将自我与材质、造象与结构统一起来。这既是他个人抽象绘画风格的突破，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成功转型范例。
——刘峰（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朱德群抽象绘画研究”主持）
①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会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288.
②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
①傅薇.政治仪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为视角[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6.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②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06）:1-16.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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